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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新民 舌尖上的战斗
2014-09-24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前四年华侨爱国捐款达12亿元，几近国民政府开支的四分之一，其中又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“南侨总会”捐献比重最大。陈嘉庚当时是蒋介石铁杆拥护者，多次申明“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”。早在1936年，南京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50诞辰，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。最初，只希望马来西亚(包括新加坡)的华侨捐10万元购买飞机1架。但是陈嘉庚领导的马来西亚华侨的“购机寿蒋会”，竟募得国币130多万元，可购飞机10架。
1940年3月下旬，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。蒋介石对这接待位“财神”十分重视，在重庆一地即准备八万元经费，拟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。顺便说一句，当时的延安，边区的官员如贪污50元者革职，贪污500元者格杀勿论，可见这个八万元是个什么概念。但陈对当时的国统区的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早有所闻。全程陪同陈访问的成员之一的侯西反先生，原是南侨总会的常委，陈的亲密同事，因宣传抗日于1939年底被驱逐回国。侯曾1940年1月起在重庆住了60余天，无日不被请赴宴，有时一天两次。侯将这一切都如实告知陈，陈对这种舌尖上的腐败极为反感，因此特地在重庆各报刊刊登一则启事：“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”“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，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，免致多延日子，阻碍工作。”
蒋介石得知后，在宴请陈嘉庚时特地只安排“虽用西餐，然物系土产，四五样，加以面包，似颇简单，足以果腹有余。”但是，很遗憾，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、挥金如土的情形，国民党的腐败，还是没有逃过陈嘉庚的眼睛。蒋介石光注意到了菜式简单，没想还是露了馅。因为宴请所在地的嘉陵宾馆，早已以国民政府搞舌尖上的腐败而名声在外。而且这个宾馆实际上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。陈嘉庚原来还感到难以相信。后来孔祥熙亲口承认确是他办的，这才使陈嘉庚为之愕然。他想孔祥熙身为政府高官，竟公然私营企业，并作为政府公宴的指定场所，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到了何种地步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这种腐败也渗透到了最底层。陈嘉庚到重庆后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了一辆汽车专供陈嘉庚外出使用。没多久就发现该司机公然作弊，虚报冒领，而且屡次交涉无效，只好将其辞去。几天后，陈嘉庚要用车，让招待员另请一个司机来，没想到来的依然是那个司机那辆车。该司机贪婪如故，每日还要5元茶钱。对此，陈嘉庚感慨道：“至用油虽多，乃政府之事，我何必干预。第花费无度，不忍坐视不言，不图屡言亦无效。如此足知重庆官员，费用公共物件，似无关痛痒，由下人自由出入耳。”
陈嘉庚开始对蒋介石政府深感失望，私下曾不胜感慨地说：“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，都是身居要职，但都假公行私，贪污舞弊，生活奢华。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，既不能做好事，又不会早死，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，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？” 陈嘉庚把眼光投向了延安。他不顾蒋介石亲自劝阻，冲破蒋介石暗中派员的监控拦阻，于当年的5月31日下午到达延安进行了考察。第二天下午，毛泽东设宴招待陈嘉庚，场地就在窑洞门外的露天。朱德夫妇、陈绍禹夫妇等十多人围坐一桌。由于人多，就拿来一个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，桌面陈旧不光洁，便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替桌巾。不巧，一阵风吹来，把白纸吹掉，干脆弃之不用。饭菜上桌，只有在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和洋芋、豆腐等陕北农家菜。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，毛泽东解释说：“我没有钱买鸡，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，特地送来的。母鸡正下蛋，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！”
陈嘉庚在延安考察了7天，延安地方不大，能看到的差不多都看到了。当下的人们有人有可能认为毛泽东的宴请是作秀。笔者认为，持这种看法的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思维作怪。因为据《陈嘉庚回忆录》，当时陈嘉庚考察到哪，往往就在那里就餐，都是比较简单的。当他参观军校晚餐时，上了四个菜，还有点凉了。陈勉强吃了一点，但侯西反吃多了一点，拉了肚子。当然，这也确实是有点招待不周。在此期间，毛泽东先后数次到陈嘉庚住宿地拜访恳谈，一起就餐。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见的大米饭，最好的菜也就是鸡蛋。
中共领导的廉洁之风也吹到了底层。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，陈感到几天来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招待所服务员辛苦了，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。但被婉言但很坚决地谢绝了。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钱的情形，恍若是生活在两个社会。 7月17日返抵重庆。7月24日作了《西北之观感》讲演。他说，在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，但他刚到延安“两三天，已明白传闻均失实。”接着，他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，证明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，而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。民众都很自由，民众生活也很好，教育也不错，毛泽东住在简朴的窑洞里等等。他还一再声明，这些都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
陈嘉庚这篇演讲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，“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，火上添油”。陈嘉庚说：“我所说的都是事实。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，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，同共产党竞争，这样就抗战必胜，建国必成。”又说：“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，我决不能昧着良心，指鹿为马。”
最为愤怒的是蒋介石。他认为一个华侨大资本家，竟然直言不讳地为共产党讲话，实在令人难以理解。他怀疑陈是否受到了身边人的摆布。于是7月28日在接见陈嘉庚一行时，专门请其他人回避，单独和陈谈话。陈语气委婉地规劝，国民党必须革新政治，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，也有其他的人反对。蒋介石听后立刻破口大骂：“无论如何，同国民党作对的只有共产党！共产党简直不是个东西！”他面红气盛，声色俱厉：“抗战要望胜利，必须先消灭共产党！若不消灭共产党，抗战决难胜利！此种事外国也多经验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，对外乃能胜利。此话我未尝对人说出，今日对你方始说出，确实是如此”
陈嘉庚于1940年7月底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。当他离开重庆时，朱家骅代表蒋介石去送行，并说蒋介石将要派王泉笙陪陈嘉庚到西南各省视察。陈嘉庚在昆明写了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，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蒋派王泉笙去陪他视察，无非是怕他沿途说中共的好话。并且苦口婆心地劝告蒋介石：“若欲消灭共产党，此系两党内战，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”。“若不幸内战发生，华侨必大失所望，爱国热情必大降减，外汇金钱亦必减缩”。“财神”的“外汇金钱”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蒋介石只好就此作罢。但是，陈嘉庚一路考察，特别是目睹他家乡福建的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比比皆是，就一连几次致电蒋介石报告，蒋却久久不予答复。直至陈嘉庚要回新加坡，路经云南芒市时，才接到蒋介石一封复电：“来电悉，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。闽事可电我知，切勿外扬。”陈嘉庚对蒋介石这一复电的评语是：“护恶讳疾。”至此，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不抱任何幻想了。回到南洋后，蒋介石不但令人勾结英领事驱逐他，还派人鼓动华侨反对他，这些卑鄙行径使陈嘉庚产生极大的反感和厌恶，于是决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，分道扬镳。不言而喻，这个“财神”也就再也没有可能给蒋介石大笔的“外汇金钱”帮助国民党大小官员或是吃吃喝喝或是派更多的兵围困延安了。
从蒋介石对这位“财神”的从“隆重”到“礼”送的接待过程，可以看到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的基本原因。在大量的南洋侨胞的捐款中，陈嘉庚这位“财神”没有给共产党一分钱。延安对他的接待，甚至可以说有时还有点不大周到，更不能与重庆的奢华相比。但这一切反而使陈嘉庚确信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。舌尖上的战斗完全可以严重影响各自的命运。这不是无限上纲，这是以史为鉴。